1929年以前川江码头是没有趸船的，轮船到港后靠不了岸，只好选择深水沱和砂卵石的河床区域，抛锚江中停泊。这时，等候在码头岸边的小木船，便纷纷划上去，把旅客和货物从轮船上接转下来，再运送到岸边。岸上的旅客要乘船和货物出港外运，又由这些小木船从岸边转运至江中的轮船上。 

这种接转、运送旅客和货物的整个行为与过程，当时称之为“递漂”，成为当时养活一大批码头工人的职业。从事递漂的工人都分别有自己的帮会组织，并且从事递漂的区域有严格的分界、分工，提装工人只能转运船上的货物，力夫则负责搬运旅客的行李，相互不能抢揽业务。比如重庆港就分龙门浩、朝天门、嘉陵江各码头帮，万州港的递漂工人分南岸、北岸帮。但递漂工人和帮会之间仍有弱肉强食，争抢业务和地盘的事件发生。1930年，万州港有一艘轮船因停在江心分不了区域，北岸“正轮子”帮会与南岸提装队发生冲突，把官司打到了县衙，后经裁决，南岸提装队负责给轮船装载，北岸“正轮子”帮会承担卸货业务，这才平息了事端。重庆朝天门与嘉陵江码头相邻很近，也经常发生争夺地盘的事件。 1931年10月，中国航空公司开通汉渝航班，辟渝中区千厮门和万县聚鱼沱江面为水上机场，“万县号”水陆两用飞机在江中水面降落，机上的旅客、行李、邮件、货物，也是经递漂上下岸。 1929 年 7 月 5 日 ，著名爱国实业家户作孚担任川江航务处处长后，巧妙地利用“递漂”，捍卫主权，长了一回中国人的志气。当时的川江，外国船只凭借内河航行权的庇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川江上肆意妄为，偷运军火、鸦片，入港时故意开快车加速行驶，浪沉木船，造成船毁人亡的惨案。1924年11月，重庆军警督察处查获日籍轮船“德阳丸”私运假币，日本人不但不接受检查，反而打伤检查人员，并残忍地将被打的检查人员投入江中溺毙。
1926 年 8 月 29 日 ，英国“万流”号商轮在云阳江面故意疾驶，浪沉载运军饷的木船3艘及饷银8.5万元、枪支56支，淹死官兵和船民58人，以至于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万县九五惨案。 卢作孚上任伊始发出命令：外国轮船进出重庆港，必须向川江航务处结关，并经护航队士兵检查后才能上下旅客和装卸货物。
1929 年 8 月 5 日 ，日本“云阳丸”轮船驶进港口，停泊在朝天门的江面上，川江航务处护航队士兵上船检查，遭到船上日本人的阻拦，驻船的日本士兵还举枪向检查的士兵瞄准，准备射击。护航队士兵为避免发生冲突，撤离了“云阳丸”。 

卢作孚意在言外地笑着对撤回去的士兵说：“好吧，他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我们中国人就不上他的船。”果然，连递漂的力夫、提装工人都不上“云阳丸”了。原来卢作孚事先已和递漂的船主、力夫、提装工人商定，对不接受检查的外国商轮，拒绝装卸货物和补给食品，工人们损失的工钱，他负责双倍补偿。对外籍轮船在川江上的肆意妄为，递漂工人早就怨声载道，一致拥护卢作孚的决定。 

在8月炎炎烈日的江面，“云阳丸”停靠了4天，货物不能装卸，食品又短缺，船上的日本人慌了，连忙给日本领事馆发电：向地方当局施压，又派人密秘联络递漂工人，许诺重金卸货、补给食品，结果都失败了。没有办法，趾高气扬的日本船长只好低下头来，接受川江航务处士兵的检查。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重庆港对外国船只进行检查。 递漂过程缓慢，也带来安全隐患，旅客和货主都深感不便。终于在川江正式通行轮船20年后，有了第一只供轮船靠岸的趸船。 

1927年1月，民生公司开始了渝涪轮运航线，为方便旅客，1929年在涪陵购买一只木船作为趸船，并租用龙王沱的一块地皮设置码头。这是史料记载的川江最旱的趸船。接着的 1930 年 5 月 31 日 ，川江航务管理处在重庆主城纸码头设置了重庆港区第一只公共趸船，供轮船停靠，上下旅客。随着重庆进出港轮船航线班次增多，仅一只公共趸船完全不适应停靠需要，1931年7月，川江航务管理处又在千厮门码头增设公共趸船一只，大大方便了旅客。 川江趸船，至今一直沿用。

正在进行“递漂”的轮船和小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