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哪些青铜重器、国之宝藏亮相展览？它们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与我们一起，随这场展览穿越时间洪流，来场青铜时代与现世的重逢之旅如何？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作为压轴展品高光亮相。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

雄踞西南的古蜀国是四川盆地的著名古国。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证实了西南地区独立于中原体系的、具有高度发达青铜文化系统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古蜀国历史谜团。

曾经，金被视为尊贵的象征，金面罩更是祭祀的必备用品之一。青铜与金饰的结合，处处都在诉说着人们不渝的虔诚。与普通青铜人像相比，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文化信息。数千年光阴已过，它们仍是金光熠熠，耀人眼目，尊严高贵，气度非凡，依然能折射出古蜀人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

青铜鸟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对鸟类的喜爱和崇拜从未间断，他们认为鸟类承载着人类美好的希望，是沟通天地的使者。鸟同样是深处西南内陆的古蜀人的吉祥物，具体到古蜀杜宇王朝更是对其敬爱有加。相传，古蜀望帝杜宇因宰相开明治水有功，便将帝位禅让于开明，留下了“杜鹃啼血”的凄美故事。

青铜鸟

可以说，从这只小小青铜鸟上，我们看到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水陆攻战纹铜壶

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水陆攻战纹铜壶出土于成都百花潭。整体造型秀丽端庄，保存较好。其壶身纹饰尤具特色，器身通体用金银嵌错出丰富多彩的图像，画面分四层，从上至下分别为：习射和采桑；宴乐战舞和弋射、习射；水陆攻战；狩猎和双兽桃形图案。

水陆攻战纹铜壶

一个青铜壶上描绘了人间万象，壶身纹饰全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生产、生活、军事状况。特别是第二层的宴乐图，真实再现了2000年前贵族阶层的盛大宴享场景。

巴蜀图语铜勺

春秋战国时期，巴蜀图语是重要的符号性“文字”，却比甲骨文更难识别。在这把铜勺中，插入銎部的木柄已被岁月腐蚀，然而，勺面上一组特殊的巴蜀图语，却依然坚守着深远的文化内涵。

巴蜀图语铜勺

经过反复推敲之后，此铜勺的寓意才逐渐明晰——龟是开明王朝的图腾，位置居中，并有装饰性符号陪衬；鱼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鱼凫王朝的祥瑞；鸟是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杜宇王朝的祥瑞。这些符号并非文字，而是以形表意，通过“图语”表达人们对先世的尊崇和对生活的热爱。如此，一部传承数千年、延绵不断的古蜀史在这件铜勺上得以证明。

青铜俎豆夹组合

俎、豆是先秦时期常用的盛食器，也是宗庙祭祀及丧葬场合常用的礼器。“俎豆千秋”是古人常用词语，常被用于怀念祖先或英雄。《三国演义》诗赞：“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争拜汉云长。桃园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与王”。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地出土这套的俎豆夹组合虽然装饰不如鸟形尊那么华贵，造型不如虎钮錞于那么威严，但它们却是巴国上层社会宴享、祭祀时最核心的食器，是最高等级权贵使用的重要礼器。它们体现了巴人上层社会的餐饮和祭祀礼仪追慕中原王朝的倾向，同时，在造型、使用方式上又保有自己独特的地域风格。

市民观展

叠鼓形狩猎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时期云南地区青铜器以其独特的表现题材和造型风格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今出土的滇国文物中，这是唯一一件表现狩猎场面的叠鼓形贮贝器，而且器盖上的圆雕场面和鼓身上的阴刻图案相互呼应。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图案的组合与布局，以及纹饰的雕刻工艺，都显得相当成熟，表明西汉中期之时滇文化青铜器的铸造和线刻工艺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该器对研究滇国的社会生活及环境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饰虎铜釜

在神秘的夜郎文化中，铜釜有个特殊的用途，即作为高贵身份死者的头部扣器。这种形式的墓葬也被称为“套头葬”，是夜郎文化一种特有的葬俗。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饰虎铜釜出土于贵州省赫章县可乐墓地，出土时套于死者头部，器外壁布满烟炱痕迹，显然生前用作实用器。虎颈项圈表明虎为人所控制，进而表明了器主的权力与威势。

市民观展

勾连雷纹铜桶

1976年，在广西贵县（今贵港市）发掘的罗泊湾1号汉墓中出土了随葬品1000余件，包括铜器、铁器、漆木器、陶器、玉石器、纺织物、植物果品等。据推测，墓主可能是西汉初年南越国桂林郡的高级官吏，亦有推测其为赵佗册封的西瓯君。

该件铜桶是该墓出土铜桶最大者。铜桶是岭南土著文化极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中原、江汉地区商周以来尚未发现此种器形，主要分布在两广、云南、越南北部等地。至于铜桶的功用，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件铜桶内装有食物残骸，且大多数铜桶出土时都与宴饮容器放在一处。因此，专家推测铜桶是南越国高级贵族用于宴饮的藏酒、酿酒之器，也可作盛储器。